一个年纪的文学梦 ——1960年代出生作者小说(2)

刘西鸿的特区生活并不让人觉出异常。实际上，我们改换一下视角，去读辽宁孙惠芬的作品，就会发现一些话题的相近处。只因角度不同，作品效果呈现出差异。这时候孙惠芬站在城市与乡村的交界处，感觉特别纷扰繁复。她从农村走出，“她写农村生活，但写得有个性，写人的心态和情绪，写人在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对流中表现出的躁动和不和谐。她用自己细腻的感觉，将所有的情节揉碎，让人心里的东西象水一样流出来。”(《他们相会吐心曲》，董越，《中国青年报》1986年1月6日)孙惠芬有她自己的视野，她站在县文化馆的大门口看来去匆匆的人群，看身边生活的人们，看她的现在农村情形。于是有了《小窗絮语》、《来来去去》。《变调》是一篇很不错的作品。“我”来到县文化馆，这是“我”离开农村的第一站。然而“我”面对的是一个没有交流互相戒备的环境。“我”失落了原来那块土地也正在丧失在那块乡土上产生过的希望：“我感到世界上每一个人都被一个无形的什么系住魂魄劲儿地活着，而我自从得到那间小屋得到那么个养身子的工作就彻底地失去了那个能够系住自己魂魄的什么——一个在遥远彼岸闪光的希望。”显然这是孔令凯和奔们所始料未及的严峻而难堪的生活和心理处境。“我”在赌场上见到了大学毕业后分在文化馆工作的小申。“我”终于发现在小申一口铜声铜气的普通话于爱情或性福，并不是他们所关心的。钟欣婷的丈夫最是典型。作为清华大学的博士，妻子之于他，却只是欲望宣泄和传宗接代的工具，他从来不关心妻子的感受，也没有想到体谅妻子在他的房事的猛烈的动作中所受到的身体上的创痛。他们需要现代的自由爱情，也讲求一见钟情，或者说两情相悦，或者说漂亮帅气，但充斥在家庭空间里的却是传统的世界观道德观。这可能就是池莉这部小说所带给我们的最深刻而触动人心的地方。她写出了现代中国人的情感生活中的二律背反命题：现代的爱情观包裹着的是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

和一梗脖一甩发的举动背后所隐藏的那些原来也和“我”同样不安于现状、不满足的心情意绪。“我”在其他人身上找到了一种共通的东西。小说努力表现青年人更为普遍的生活处境。要改变这种具体的生活处境，比起孔令凯、奔们的“青春”行动确实远为不易。这是这些20多岁作者们更为富有的话题。

远在广西的李逊，却是另外一条思路。在迟子建、刘西鸿、孙惠芬们不约而同地写出具体生活环境中的年轻感触时，李逊忽略了这些，他不急急忙忙吐露什么，他懂得必须学会年长的作者运思中的老成持重。他的作品有几分清丽，几分生僻，因此也洞开了一方天地。初读《河妖》，抓住我们的是小说所呈现的那片梦魇般的神秘气氛。细看下去，他分明在写那些陈旧的暗褐色的人类童年记忆对心灵的困扰。他第一次认真地面对着少年心灵的残缺，他把这一扇窗打开，发现“一具青铜铸造的身躯，上面布满的斑斑绿锈显示着岁月的久远”。小说中的“他”领悟到幻觉里出现河妖的河流的奥秘：在它褐色水域的覆掩下，谁能否认它不会有什么隐痛呢？那么，完美的境界是否存在呢？人为什么要追求完美？完美的意义是否在完美本身？李逊突出了20多岁这个年纪的困扰。这种精神心灵上的困扰终归是要有所转化的，那时候的李逊就已经迈过了现在这个心神不宁的年纪。在《被遗忘的南方》中，李逊索性把这种困扰推向了那斑斑绿锈的历史本身，破译历史流向现在所形成的巨大梦魇。这是需要才力、更需要体解的工作。李逊第一个冷静面对20多岁的生命阶段上残缺和完美，我们对他将来的深入怀有兴趣。

我们该注意一下1987年露出的一个青年作者，他叫余华，浙江人。在其他的同龄作者逼真写出年轻的心态和生活时，余华显出几分超脱。他不拘泥于身边所感，但在这个共同年龄上的困惑，又迫使他顺手拈来细微的感受去证实他的那个整体上的困惑。他写《十八岁出门远行》，出门远行一路上为旅店为乘车这些具体的事情忙碌，然而作者远不只是写一次出门远行的感受，而是把这些具体感受与十八岁这个该出门远行的年龄联系在一起，使这些感受获得了超越具象之上的宽泛指定，这是余华作品的高妙之处。后来的《西北呼啸的中午》，作者继续使一些具体感受获得广泛意义，强烈而集中地传达了在20多岁年龄阶段上的具体考虑。

我们还想提及其他的青年作者，如山西的吕新、江苏的苏童、安徽的钱玉亮等等。我们还应该留下一定的篇幅，给暂时还没有走进我们阅读视野的其他20多岁的青年作者。我们就这样匆忙结束了对部分1960年代出生作者作品的粗略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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