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年纪的文学梦 ——1960年代出生作者小说(3)

我们看到，这群20多岁的小说作者为当前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特别的视角。从20多岁的眼睛里看我们的世界，他们感受并把握到了一些新的生活内容。而无论是站在现在角度观照童年世界，还是直叙青年人的生活心理及现实处境，或者力图捕捉一些更宽泛的的命题，都显示出这些作者占有更为年轻的角度。这也构成了与其他年长作者的差别。他们的才华，他们的感知，他们的稚拙乃至他们的缺憾都源于这一角度。因而他们的作品体现了不为其他年龄层次作者所有的气质和风采。与其说他们作出的是“青春文学”，不如说他们是在用文学证明青春。

我们还看到，这群年轻作者，虽然处在不同地域、不同心理背景上，但都流露出了相近的气质。迟子建笔下的“旧土地”同样沉重、温热地存留在其他作者的作品里，从而使“奔”们的自信、自主成为一种可贵的生机；刘西鸿所展示的观念和行为的分野，相对于孙惠芬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所产生的心理错动，又难说不是一种“变调”。至于李逊对一个特定的人生处境的观察，与程青写校园内中外学生的心灵交流，同样都是对民族的、个体的文化心理的涉猎。如果说在他们之先的知青作家们通过对历史的反思和现实的冷静思考，集体确立了一个“泛英雄”的个体人格主体，那么在1960年代出生的这些作者身上，我们可以更多感触到他们普通的生活态度，他们用心的超越，他们的忽略。他们不在证明什么，而是很从容很自在地在说他们感受到了什么。当年长的作家从人生体验上丰富文学时，这些年轻作者提供的更多是自己的感受内容。

(摘自《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1987年10月)

附：

1960年代出生的小说作者们，挤进了我们的创作队伍。他们正静悄悄地展示着自己。我们有心留意于他们的作品，竟不能不生出一些异样的感触。在他们正把一些隐在的生气活力传达、补充给当代的小说创作时，我们不能不了解他们。在这群20多岁的小说作者里，写出一个完整的童年世界的，自然要数黑龙江的迟子建了。迟子建生活在很北的一个地方，她有一篇小说就叫《北极村童话》。小说里说，“我”七、八岁时来到爷爷姥姥们住的村子。在一群老年人的内心里，都藏着不同的秘密。爷爷知道“我”的舅舅死了，但不愿告诉姥姥，让姥姥临死前还留有一腔善良的意愿；那位俄罗斯老太太终于迎来了“我”这位异族的小伙伴，她带着一丝满足和更多憾恨孤独地离开了人世……“我”感受着这些祖辈的人生。在本应盛下童年欢乐的心灵里，“我”过早地接触到这些行将走完生命过程的人们，也在过早体解这块苍老土地所积淀的人生内容。作者站在现在角度观照童年的世界，显然在挖掘并发现童年的意义。顺着这条思路，我们读到了迟子建的《沉睡的大固其固》、《旧土地》、《乞巧·苦婆·支客》、《北国一片苍茫》等作品。她似乎特别注意这些老人、成人们的生命感受中所积累的具体人生内容，同时又特别关注它们给童年打下的烙印。继而她借对这种人生内容的观照来引发自己对所处的那块土地的理解和沉思。这是中国最北的土地。因此，在迟子建的作品里有那么一种凝重，那么一种朴拙，更带有自己年龄印痕的鲜活。姚霏在云南。大概从小的流浪生活，不免给他的小说增添了一些流浪色彩。他不会象迟子建很矜持地去固守住自己的领地，对着那块消逝过无数生命又将诞生无数生命的土地发呆。他写过一些怀旧的文字：在《滇北故人重录》里，他想静心考察记忆中的人物，但只是画了一幅速写；好象是他忽然哪一天记起了哪件事，他不想作得深沉持重。他善于写活在他身边的那些同龄人的生活和心理，有时还真作得有几分生动和风趣。在《学院六人图》中，现在大学同窗的心理习性被他很有几分神似地把握住，不难让人体察与校园生活相关的社会现实情形。六人图里最有光彩的是作品的最后一位，云南人常飞。于是写得很气派，读来满口生动。那时候也在校园里念书的陈染把一篇作品带到了《青年文学》编辑部：《嘿，别那么丧气》。这是1985年的事。那里的编辑直觉到一种新异。那时的学生不满足陈旧和陋习，渴望有能力有勇气去承担什么。于是小说中一个风风火火的女学生毅然踏上了西去的火车，想用自己的眼睛看看西北是什么样子。几年后，一批一批的大学生走向祖国的天南地北，迈上了社会实践考察的征程。作品本意在弘扬一种奔放、自在、开朗、热情的个性气质，一种有着青春力量的生气活力。那时候(直到现在)我们的文学创作、我们的改革事业也都在呼唤这种开放而自在、潇洒而有热忱、富于创造而又健康的朝气和激情。而这些年轻的思考在当时的创作中还只是略为特殊地体现在一位二十来岁大学生尚还稚嫩的作品里。毕竟不是空谷足音。紧接着出来一个刘西鸿。她的笔下不是在继续陈染的主观呼唤，而是审视一块新生土地的人情世相和观念价值。一个16岁的女孩子用她的行动在对“我”说：你不可改变我！“我”处在惶惑之中。“我”在用年长者的口吻劝诫她：“你抽烟的模样是副很坏的派头。”“你是学生穷讲究什么旋转餐厅。”“谁叫你去当模特儿？你不打算读书，打不打算做个高尚的人？”在短篇小说《你不可改变我》里，不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导致了“我”与孔令凯之间的冲突。而令凯则很诡秘地对“我”说：“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你没把我当小孩看，是把我当你的朋友，当你的同龄人。你懂得尊重人。”而当“我”继续劝导她时，她则说：“你样样都这么老派。真没意思。”她没有走进其他人的诱导之中，而是去做了惟美公司表演队的服装模特。作者刘西鸿借两个不同年龄女性的性格和行动差异，展现着我们社会的变革内容。与其说作者有意在拉开“我”与令凯之间的距离，还不如说年轻的作者正用心理解更为年轻、更有青春的人们。我们的青春在现在在今天应该是什么样子，这是作者留给同龄人的。作者最近的《黑森林》展示了相应的话题，女性、婚姻、家庭。不象其他作者过重的主观思辩，她的作品让人觉得与她的特区生活着实桴鼓相应。刘西鸿的作品不多，只有《月亮，摇晃着前进》、《自己的天空》、《请与我同行》等几篇作品。刘西鸿的特区生活并不让人觉出异常。实际上，我们改换一下视角，去读辽宁孙惠芬的作品，就会发现一些话题的相近处。只因角度不同，作品效果呈现出差异。这时候孙惠芬站在城市与乡村的交界处，感觉特别纷扰繁复。她从农村走出，“她写农村生活，但写得有个性，写人的心态和情绪，写人在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对流中表现出的躁动和不和谐。她用自己细腻的感觉，将所有的情节揉碎，让人心里的东西象水一样流出来。”(《他们相会吐心曲》，董越，《中国青年报》1986年1月6日)孙惠芬有她自己的视野，她站在县文化馆的大门口看来去匆匆的人群，看身边生活的人们，看她的现在农村情形。于是有了《小窗絮语》、《来来去去》。《变调》是一篇很不错的作品。“我”来到县文化馆，这是“我”离开农村的第一站。然而“我”面对的是一个没有交流互相戒备的环境。“我”失落了原来那块土地也正在丧失在那块乡土上产生过的希望：“我感到世界上每一个人都被一个无形的什么系住魂魄劲儿地活着，而我自从得到那间小屋得到那么个养身子的工作就彻底地失去了那个能够系住自己魂魄的什么——一个在遥远彼岸闪光的希望。”显然这是孔令凯和奔们所始料未及的严峻而难堪的生活和心理处境。“我”在赌场上见到了大学毕业后分在文化馆工作的小申。“我”终于发现在小申一口铜声铜气的普通话于爱情或性福，并不是他们所关心的。钟欣婷的丈夫最是典型。作为清华大学的博士，妻子之于他，却只是欲望宣泄和传宗接代的工具，他从来不关心妻子的感受，也没有想到体谅妻子在他的房事的猛烈的动作中所受到的身体上的创痛。他们需要现代的自由爱情，也讲求一见钟情，或者说两情相悦，或者说漂亮帅气，但充斥在家庭空间里的却是传统的世界观道德观。这可能就是池莉这部小说所带给我们的最深刻而触动人心的地方。她写出了现代中国人的情感生活中的二律背反命题：现代的爱情观包裹着的是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和一梗脖一甩发的举动背后所隐藏的那些原来也和“我”同样不安于现状、不满足的心情意绪。“我”在其他人身上找到了一种共通的东西。小说努力表现青年人更为普遍的生活处境。要改变这种具体的生活处境，比起孔令凯、奔们的“青春”行动确实远为不易。这是这些20多岁作者们更为富有的话题。远在广西的李逊，却是另外一条思路。在迟子建、刘西鸿、孙惠芬们不约而同地写出具体生活环境中的年轻感触时，李逊忽略了这些，他不急急忙忙吐露什么，他懂得必须学会年长的作者运思中的老成持重。他的作品有几分清丽，几分生僻，因此也洞开了一方天地。初读《河妖》，抓住我们的是小说所呈现的那片梦魇般的神秘气氛。细看下去，他分明在写那些陈旧的暗褐色的人类童年记忆对心灵的困扰。他第一次认真地面对着少年心灵的残缺，他把这一扇窗打开，发现“一具青铜铸造的身躯，上面布满的斑斑绿锈显示着岁月的久远”。小说中的“他”领悟到幻觉里出现河妖的河流的奥秘：在它褐色水域的覆掩下，谁能否认它不会有什么隐痛呢？那么，完美的境界是否存在呢？人为什么要追求完美？完美的意义是否在完美本身？李逊突出了20多岁这个年纪的困扰。这种精神心灵上的困扰终归是要有所转化的，那时候的李逊就已经迈过了现在这个心神不宁的年纪。在《被遗忘的南方》中，李逊索性把这种困扰推向了那斑斑绿锈的历史本身，破译历史流向现在所形成的巨大梦魇。这是需要才力、更需要体解的工作。李逊第一个冷静面对20多岁的生命阶段上残缺和完美，我们对他将来的深入怀有兴趣。我们该注意一下1987年露出的一个青年作者，他叫余华，浙江人。在其他的同龄作者逼真写出年轻的心态和生活时，余华显出几分超脱。他不拘泥于身边所感，但在这个共同年龄上的困惑，又迫使他顺手拈来细微的感受去证实他的那个整体上的困惑。他写《十八岁出门远行》，出门远行一路上为旅店为乘车这些具体的事情忙碌，然而作者远不只是写一次出门远行的感受，而是把这些具体感受与十八岁这个该出门远行的年龄联系在一起，使这些感受获得了超越具象之上的宽泛指定，这是余华作品的高妙之处。后来的《西北呼啸的中午》，作者继续使一些具体感受获得广泛意义，强烈而集中地传达了在20多岁年龄阶段上的具体考虑。我们还想提及其他的青年作者，如山西的吕新、江苏的苏童、安徽的钱玉亮等等。我们还应该留下一定的篇幅，给暂时还没有走进我们阅读视野的其他20多岁的青年作者。我们就这样匆忙结束了对部分1960年代出生作者作品的粗略描述。我们看到，这群20多岁的小说作者为当前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特别的视角。从20多岁的眼睛里看我们的世界，他们感受并把握到了一些新的生活内容。而无论是站在现在角度观照童年世界，还是直叙青年人的生活心理及现实处境，或者力图捕捉一些更宽泛的的命题，都显示出这些作者占有更为年轻的角度。这也构成了与其他年长作者的差别。他们的才华，他们的感知，他们的稚拙乃至他们的缺憾都源于这一角度。因而他们的作品体现了不为其他年龄层次作者所有的气质和风采。与其说他们作出的是“青春文学”，不如说他们是在用文学证明青春。我们还看到，这群年轻作者，虽然处在不同地域、不同心理背景上，但都流露出了相近的气质。迟子建笔下的“旧土地”同样沉重、温热地存留在其他作者的作品里，从而使“奔”们的自信、自主成为一种可贵的生机；刘西鸿所展示的观念和行为的分野，相对于孙惠芬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所产生的心理错动，又难说不是一种“变调”。至于李逊对一个特定的人生处境的观察，与程青写校园内中外学生的心灵交流，同样都是对民族的、个体的文化心理的涉猎。如果说在他们之先的知青作家们通过对历史的反思和现实的冷静思考，集体确立了一个“泛英雄”的个体人格主体，那么在1960年代出生的这些作者身上，我们可以更多感触到他们普通的生活态度，他们用心的超越，他们的忽略。他们不在证明什么，而是很从容很自在地在说他们感受到了什么。当年长的作家从人生体验上丰富文学时，这些年轻作者提供的更多是自己的感受内容。

文章来源：《黑龙江教育》 网址: http://www.hljjyzzs.cn/qikandaodu/2020/0901/449.html